新加坡熟食中心的檔案極不完整:早期攤位沒有正式合約,租金、轉讓、遷移多為口頭安排。要還原一個熟食中心六十年來的變化,只能靠攤主記憶。
口述史採集的難點在於時間線。攤主通常記得「那年大水」「那年拆街」「那年換牌照」,但記不清具體年份;研究者需要用環境局的搬遷記錄、舊地圖與報紙廣告交叉驗證。
這些記憶的內容也很具體:誰先來、誰跟誰換過位、哪一攤的湯頭是跟誰學的、租金從多少漲到多少。這些細節在任何官方檔案裡都找不到。
國家檔案館與新加坡國立大學近年做了大量訪談。它們的價值不在於「故事好聽」,而在於補上了制度史缺失的那一層:政策落地時,人是怎麼應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