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,斯坦福·萊佛士在今天的新加坡河口登陸。當時島上約有數百至一千人,以馬來人、華人、原住民( Orang Laut,海人)為主,屬柔佛蘇丹國管轄,由天猛公(Temenggong)實際治理。
萊佛士沒有徵服這塊土地。他與天猛公以及被扶立的蘇丹侯賽因簽訂條約,取得在此設立貿易站的許可,代價是每年支付款項並承認蘇丹的宗主權。這是一份在法理上有爭議、在效果上極其成功的檔案。
「萊佛士發現新加坡」這個說法是一種後世敘事。島在此之前已存在數百年,十四世紀的中國文獻稱其為「淡馬錫」(Temasek),《馬來紀年》記載過「新加坡拉」(Singapura)。萊佛士的貢獻不是發現,而是選擇——他判斷這裡的水深、位置與中立性,可以取代檳城與荷蘭人控制的馬六甲。
把這座城市的起點記成一個人的決定,會遮掉更難也更真實的部分:真正讓貿易站變成城市的,是隨後幾年陸續到來的數千名商人、船工、農夫與工匠,其中大多數連名字都沒有留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