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二四年,第二次条约把新加坡全岛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,苏丹与天猛公获得终身年金。这纸条约在当时的马来世界并非罕见操作,但它确立了一个后果深远的框架:土地权与统治权被彻底分离并转让。
条约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土地的实际归属。岛上的甘榜(kampong)居民世代耕作、捕鱼、采胶,从来没有「地契」这个概念。英国人的土地登记制度进来之后,大量传统用地被重新定义为王室土地或无主地。
这套制度的历史效应一直延伸到今天:新加坡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归国家所有(通过征收、填海与购买),这使政府在规划、建屋与基建上具有极高的执行力,也构成了组屋政策、地铁走线与填海计划能够推行的底层条件。
理解这一点,才能理解新加坡为什么能在一代人时间里重画整座岛。这不是效率问题,而是产权结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