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加坡熟食中心的档案极不完整:早期摊位没有正式合约,租金、转让、迁移多为口头安排。要还原一个熟食中心六十年来的变化,只能靠摊主记忆。
口述史采集的难点在于时间线。摊主通常记得「那年大水」「那年拆街」「那年换牌照」,但记不清具体年份;研究者需要用环境局的搬迁记录、旧地图与报纸广告交叉验证。
这些记忆的内容也很具体:谁先来、谁跟谁换过位、哪一摊的汤头是跟谁学的、租金从多少涨到多少。这些细节在任何官方文件里都找不到。
国家档案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做了大量访谈。它们的价值不在于「故事好听」,而在于补上了制度史缺失的那一层:政策落地时,人是怎么应对的。